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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泉根:20世紀初葉中國兒童文學的演進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微信公眾號 | 時間:2022年03月31日 16:00:00

              內容提要
              20世紀初葉的兒童文學,是現代中國兒童文學的奠基與準備,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發展演進,既與整個大文學合轍同構,又有其自身的作為“兒童的”文學的特殊性。梁啟超、黃遵憲、曾志忞、徐念慈、張元濟、孫毓修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出版家,熱情投入醒民育人與為兒童的事業,提出新的兒童觀與兒童文學觀,直接促成了傳統兒童教育的變革與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開放、剛健的格局。兒童詩、兒童歌詞及科幻多為原創,童話、小說等則主要來自譯作,“學堂樂歌”與新式兒童文藝教學的推廣,商務印書館教科書與兒童書刊的廣泛傳播,這是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最重要的現象與特點,并為五四前后現代兒童文學的發展做了充分的準備。

              關鍵詞:20世紀初 兒童文學 學堂樂歌 《童話》叢書
              從19世紀末開始,兒童教育受到中國社會上下更多的關注。特別是梁啟超、黃遵憲、曾志忞、徐念慈、張元濟、孫毓修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出版家,熱情投入醒民育人的事業,直接促進了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的變革與建設。

              一 《少年中國說》與兒童觀的變革

              20世紀初葉中國對兒童與兒童教育的重視,是當時社會思潮受到西方進化論影響,將拯救中國的使命寄希望于下一代的反映。20世紀初知識界提出了兒童的重要性,兒童肩負著“立身保種解倒懸”的重任,“二十世紀之世界為吾童子之世界”。但童子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必須經過后天的教化,這就需要教育的力量。因此兒童的被發現、被重視并不是出于兒童身心的特殊性,把兒童當兒童看的“被發現”,而是把圖強救國的希望與重任寄予兒童的國家民族需要的“被重視”——“國將亡矣,不聞有一人能興之也。吾謂此責任盡在吾童子”[1]。
              后勝于今,少優于老,歷史進化觀使兒童的地位與價值在“國將亡矣”的非常時期一下子凸顯了出來,一批站在時代先列的知識精英更是疾呼“少年中國”的到來。梁啟超就是這樣一位鼓蕩起時代召喚的思想者。

              1.梁啟超與《少年中國說》

              梁啟超是中國第一位投身于“童子”“兒童”“少年”事業的大家,此前的中國大學者中,還沒有誰像他那樣關心民族下一代。特別是他在1900年維新失敗、遠走日本時,在輪船上寫下的激情如火的《少年中國說》,直接拉開了20世紀中國醒民育人的大幕,同時開啟了中國兒童文學新的發展歷程。

              在中國人的兒童觀中,童子、少年雖被視為“圣人皆孩之”(《道德經》),但那只是在高頭講章的哲學思維里,而在實際社會中,在父為子綱、老者本位觀念的影響下,童子、少年只是“縮小的成人”,是受成年人控制、支配的弱勢群體。因而“對于兒童,舊式教育家視之無殊成人,取用的方法,也全是施之于成人的”,“他們根本蔑視有所謂兒童時代,有所謂適合于兒童時代的特殊教育”,而把“‘成人’所應知道的東西”,“太早熟的全盤的給了他們”,以致“少年老成”,成為“早熟半僵的果子”。[2]

              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一反傳統“老者本位”“父為子綱”等觀念,視老年為夕陽、病牛、鴉片煙、死海澤,而視兒童為朝陽、乳虎、春之草、江之源、一沖向前之鐵路,如此“驚世駭俗”的揚少貶老,在中國還是第一次。

              在鮮明、冷峻的對比中,梁啟超提出了“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張,以激昂飽滿的詩人筆觸描繪了一幅中國少年奮發有為、少年中國豪邁崛起的振奮民志、激勵人心的畫面:
              “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v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梁啟超目睹積貧積弱的老大帝國千瘡百孔的陳腐現狀,一反傳統兒童觀,將中國未來之希望與前途寄托于民族下一代——童子、少年身上,救國救民救中華的重擔已落在少年身上,疾呼“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這篇振聾發聵的時代雄文,如觀滄海,激情如潮,比喻、對仗、排比、遞進,奔騰而來,勢如破竹。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對童子、少年作如此評價、寄予如此厚望者,梁啟超是第一人。

              《少年中國說》在20世紀初葉盛傳一時,“少年”一詞很快變成一種時尚的革命名詞,追求進步的年輕知識分子競相以“少年中國之少年”或“新中國之少年”自稱。1902年南洋公學學生組織“少年中國之革命軍”,北京等地還有“少年中國學會”!吧倌辍币褟母拍、理想轉化為血肉之軀、革命先鋒、未來歷史的塑造者,“少年中國”成了一種蓬勃向上、勇于擔當的社會思潮。梁啟超本人也把它視為自己“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的代表作。

              對于中國兒童文學史而言,《少年中國說》的歷史意義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少年中國說》以一種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力度,直接促成了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開放、剛健的格局。第二,從文化史的維度考察,《少年中國說》提出了一種嶄新的兒童觀,即視兒童為民族的希望、時代進步的動力,而不再只是家庭的私產、“縮小的成人”。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將兒童的生命價值與地位看得無上高貴的,第一個是提出“圣人皆孩之”的老子;第二個則是提出“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的梁啟超;第三個是魯迅,魯迅在1919年發表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是一篇徹底改變中國人兒童觀的宣言書,提出“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受《少年中國說》的影響與時代變革所賜,重視兒童、重視兒童教育,鼓吹倡導兒童讀物與兒童文學成為20世紀初葉的一時之風。其中,《杭州白話報》的言論最具代表性。

              2.《杭州白話報》疾呼“少年乃為國之寶,兒童教育休草草!”

              20世紀初葉江浙、京津、湖廣各地紛紛創辦走向社會民眾的白話報紙,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宣傳陣地,《杭州白話報》在呼應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觀、倡導兒童教育與兒童文學方面用力尤重!逗贾莅自拡蟆穭摽1901年6月,發起者為陳叔通、汪叔明、林紓、孫江東及項蘭生(項藻馨)等人,以白話文為載體,以民族意識、民權意識、科學意識為主要內容對民眾進行啟蒙宣傳。

              《杭州白話報》1902年上冊“論說卷”刊登署名黃海鋒郎的《論今日最重要的兩種教育》,其中《兒童教育》一節云:“兒童譬如花木,兒童知識初開的時候,就譬如花木萌芽初發的時候;▋航吃耘嗷,就譬如訓蒙師教導兒童。兒童將來能夠成人,或是不能夠成人,要看那訓蒙師教導得法不得法!薄皟和逃,是成人的始基。始基一壞,將來的弊病,月久日深,就是有醫人的高手,也是束手無策的了!薄皟和讜r智識,至老未忘,教師最好把這些愛國的故事,為人的箴言,替兒童演說,才可以養成兒童愛國心,陶鑄兒童天良性!盵3]作者把少年譬喻為“文明種”,大聲疾呼:“少年乃為國之寶,兒童教育休草草。君不見,聯邦德意志,一統意大利,富強都自少年始!卑焉倌陜和醋魇菄业膶氋F財富并提出要像育花一樣注重兒童教育,反映了20世紀初葉重視兒童的社會地位與受教育權的普遍民意。

              《杭州白話報》1902年第4期又刊出黃海鋒郎的《醒國民曲》:“國土如棋,國民如病,昏沉沉,大夢千年猶未醒。有誰人將心血兒,洗出一國的大光明?難道是四百兆人民,都入了黃粱境?我待唱一曲高歌醒國民!铱匆娔撬陌僬兹嗣,高臥黑暗呼不應,因此上高歌一曲,喚起那四百兆魂靈。他日呵,國土全新,大夢都醒,我再敲著鼓板兒,高唱支那永太平!钡7期《新年樂》一組歌謠中,有致“新學少年”一節,希望少年始終要把“愛國”兩字牢牢印在心上:“補救國家責任重,輸進文明志愿宏。莫要身住中華,心醉歐風;莫要崇拜他人,凌夷同種;莫要竊取西學的皮毛,莫要忘了本來的教宗,卻要把愛國兩字印心中。頑強的恢復宗邦,不為他人用;他日啊,青史留名,都道中國昌隆,是新學少年第一功!”第8期開始,《杭州白話報》開辟《新童謠》專欄,先后發表有《文明種——冀蒙學之改良也》《半教國——冀女學之振興也》《金鳥雅——責新學之蟊賊也》《步步嬌——哀纏足之惡習也》《守財奴——疾富家之吝嗇也》《國無魂——哀軍人之不振也》《鴉片戰——痛鴉片之禍人也》《好江山——憤土地之日削也》等。

              除了《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啟蒙畫報》《安徽俗話報》等也紛紛刊文鼓吹兒童教育,如《中國白話報》自1903年第3期起,連載署名白話道人的文章《小孩子的教育》,提出要用“文學教育”的手段對兒童進行陶冶。

              3.徐念慈提倡為兒童寫小說

              1908年,作為小說家、評論家的徐念慈(1875—1908),在《小說林》第九、十期雜志上,發表了《余之小說觀》,呼吁當時的“譯著家,所當留意,宜專出一種小說”,供給“高等小學以下”的“學生之觀摩。其形式,則華而近樸,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積較尋常者稍小。其體裁,則若筆記或短篇小說;蛴浺皇,或兼數事。其文字,則用淺近之官話,倘有難字,則加音釋。全體不逾萬字,輔之以木刻之圖畫。其旨趣則取積極的,毋取消極的,以足鼓舞兒童之興趣,啟發兒童之智識,培養兒童之德性為主”。這是近代文學史上第一次公開號召文學界要專為少年兒童提供文學作品,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提出了兒童讀物的教育作用及其在形式、體裁、情節、文字、篇幅、插圖、裝幀等方面的特殊要求,顯示了當時小說界、理論界重視兒童文學的新景象。

              二 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的開放、剛健格局

              20世紀初葉,圖強救國、醒民育人的時代呼喚與兒童教育的現實課題,促使中國出現了一批熱心兒童讀物編譯、創作的作家。梁啟超、黃遵憲、吳趼人、周桂笙、曾志忞、林紓、李叔同、沈心工、徐念慈、孫毓修等,都十分關心年幼一代的精神食糧,他們以各自獨特的文學實績為拓展近代兒童文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梁啟超、黃遵憲等的兒童詩創作

              基于推翻帝制、振興中華的需要,這些作家的創作與編譯十分注重價值導向,愛國與教育的題材最為突出。梁啟超、黃遵憲等的兒童詩,曾志忞、李叔同等的兒童歌曲,在各地城鄉尤其是在小學校里廣泛傳誦,產生了深刻影響。

              梁啟超在“詩界革命”中提出了“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獨辟新界而淵含古聲”等主張,倡導詩的音樂性、通俗化與風格的多樣性,因而十分推崇兒童詩。他極為贊賞黃遵憲創作的《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評其為“一代妙文”;又力薦當時《江蘇》(1903年創刊)雜志上刊載的兒童詩《游春》《揚子江》《秋蟲》等為“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梁啟超認為兒童詩創作“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真非易也”。兒童詩創作應雅俗互惠,既契合兒童的欣賞接受,又堅守中國文學的精神血脈,這是梁啟超的兒童詩觀。作為詩人的梁啟超,曾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的筆名,發表過《愛國歌》《黃帝歌》《終業歌》等兒童詩,愛國圖強、剛健有為、流麗曉暢是這些詩作的重要特點。如《愛國歌》第一節:

              “泱泱哉我中華,
              最大洲中最大國,
              廿二行省為一家。
              物產腴沃甲大地,
              天府雄國言非夸。
              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尚崛起,
              況乃堂矞吾中華。
              結我團體,振我精神;
              二十世紀新世界,
              雄飛宇內疇與倫?
              可愛哉我國民!
              可愛哉我國民!

              梁啟超創作的作為學校畢業歌的《終業式》,飽含激情,將振興中國的希望寄托在民族下一代,全詩分為四節,每節的最后都是情意綿長的祝語,“今日一少年,來日主人翁”,“眇眇一少年,中國主人翁”,“以何一少年,成就主人翁”,“勉勉一少年,無忝主人翁”。將少年兒童提高到國家、社會主人翁的地位,梁啟超是第一人。

              梁啟超十分推崇同為“詩界革命”代表人物的黃遵憲的詩作,在《飲冰室詩話》中評為“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難得的是,黃遵憲還是一位兒童詩詩人。

              黃遵憲的詩歌主張與他政治上的維新改革觀點一致,認為詩歌要表現新思想、新內容,“我手寫我口”,抒寫真實感受,反映當代社會生活。他寫的兒童詩有《幼稚園上學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等,緊密聯系當時的學校教育,激勵兒童的愛國心、報國志,通俗曉暢,熱烈奔放。如《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

              “聽聽汝小生,我愛我書莫如史。
              此一塊肉摶摶地,軒頊傳來百余世;
              先公先祖幾經營,長在我儂心子里。
              於戲我小生!
              開卷愛國心,掩卷愛國淚。
              勉勉汝小生,汝當發愿造世界。
              太平升平雖有待,此責此任在汝輩。
              華胥極樂華嚴莊,更賦六合更賦海。
              於戲我小生!
              世運方日新,日進日日改。

              除了梁啟超、黃遵憲等“詩界革命”先鋒的詩作外,當時不少報刊如《中國白話報》《童子世界》《杭州白話報》等,以及一些發行量很大的通俗讀物如《最新婦孺唱歌書》(1904)、《學生歌》(1904)、《時諧新集》(1906)等,都發表了不少旨在向少年兒童灌輸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想的兒童詩,如楊度的《揚子江歌》、張敬夫的《警醒歌》、劍公的《新少年歌》等!缎律倌旮琛分杏羞@樣的詩句:“新少年,別懷抱,新世界,賴爾造。思救國,莫草草,大家著意鑄新腦,西學皮毛一齊掃!痹娙嗽诿銊钚律淮刹啪葒耐瑫r,又提出要掃除西學皮毛,不能崇洋媚外,而要善于思考,自鑄新腦。

              2.“翻譯多于創作”的童話、小說

              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有一個特殊現象,即謠曲歌詩等兒童文學韻文類作品多系創作,而童話、小說、科幻等散文類作品則主要來自譯作。有的是為適合國情對譯作進行改寫,有的是模仿譯作并融入自己的創作,有的直接根據外國時事史料或名人逸事加以編譯。包括五四以前廣有影響的由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出版的兒童文學讀物如《童話》叢書、《少年雜志》,就有不少是根據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編譯改寫而成的。

              20世紀初葉文壇曾有過“翻譯多于創作”的局面。據阿英統計,從光緒元年(1875)到辛亥革命(1911)近40年間,各種翻譯“小說”多達600余部。這里面就有不少外國兒童文學讀物,如林紓譯的《愛國二童子傳》、《海外軒渠錄》(即《格列佛游記》)、《魯濱遜漂流記》,梁啟超譯的《十五小豪杰》,包天笑譯的《馨兒就學記》(即《愛的教育》),孫毓修編譯的《無貓國》《大拇指》,等等。其時還出現了“凡爾納熱”。法國凡爾納的科幻小說一開始就作為兒童讀物被大量譯介進來。魯迅早在1903年與1906年就翻譯了凡爾納的《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

              在20世紀初葉眾多翻譯家中,上海的周桂笙(字新庵,1873—1936)對于外國兒童文學的翻譯用力尤勤,譯作也最有特色。周桂笙一開譯就投向兒童文學,1900年他為上!恫娠L報》翻譯《一千零一夜》《漁者》,均節譯自阿拉伯民間故事名著《天方夜譚》。1902年他又為上!对⒀詧蟆贩g了《貓鼠成親》《狼羊復仇》《蛤蟆太子》《貓與狐貍》《公主》《鄉女人》等十五篇童話,這些作品系譯自《伊索寓言》《格林童話》《豪夫童話》。上述譯作輯成《新庵諧譯初編》二卷,于1903年由上海清華書局出版!缎骡种C譯初編》是晚清外國兒童文學翻譯的重要收獲,一方面此書最早翻譯介紹了世界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以及格林童話《青蛙王子》(即周譯《蛤蟆太子》)等名篇;另一方面,周桂笙的譯風忠實原著,文筆平易活潑,不同于林紓“繼承方姚道脈”的古文體,也不任意割裂原著,因而更能為兒童所接受。周桂笙還翻譯了《地心旅行》《飛訪木星》《倫敦新世界》等科幻小說,以及《福爾摩斯偵探案》等多種歐美小說。

              20世紀初葉翻譯外國兒童讀物曾極一時之盛。一般而言,早先的譯介是為了“開發民智”,“冀我同胞警醒”,因而當時科學、愛國、教育等題材譯得很多;而后則發展為對兒童文學本身價值的認識,注重于兒童讀物的文學特征與兒童情趣,開始有意識地借鑒外國文學的題材與創作藝術。

              3.以科幻為中心的原創兒童文學

              20世紀初葉原創兒童文學中的韻文類作品,以兒童詩與兒童歌詞為主要收獲,而原創兒童文學中的散文類作品,則以科幻小說的成績最為突出。

              1904年荒江釣叟創作的《月球殖民地小說》,是中國原創科幻小說的開山之作,其時統稱科學小說。1905年,上海小說林社出版的科學小說《新法螺》是一部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品!缎路荨酚扇髌方M成,前兩篇《法螺先生記》和《續法螺先生記》(今譯《吹牛大王歷險記》),法螺意為荒誕、吹牛,由吳門天笑生(包天笑)轉譯自日本巖谷小波的日譯文,第三篇是“昭文東海覺我”(徐念慈)創作的《新法螺先生譚》。徐念慈自言,他是看了前兩篇譯作,“驚其詭異”“津津不倦”,于是才“東施效顰”奮而創作的,因而《新法螺先生譚》是一部更能展現出童話思維的兒童科幻,同時這也是一部具有相當復雜科學觀念的成熟的科幻小說。作品設置了一個與科學相關的軸心,即宇宙的強“風”。主人公新法螺先生對現實科技不滿,一天他遭遇宇宙強“風”,靈魂和肉體被分開,先后到了月球、水星、金星,又回到地球。他感到地球腐朽透頂,開始研究“腦電”,并設立學校傳授“腦電”術,認為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徐念慈的科學思維之豐富使人驚嘆,作品涉及力學、天文學、電學、化學、醫學、動植物學,出現了大量科技前沿用語,如“諸星球所出之各吸力”“離心力”“衛星”“洗腦”“循環系統”“動物磁氣學”等,以及“墜物加速至公例”!缎路菹壬T》相較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其科學想象力、前衛性美學嘗試與切入現實的批判力度,似乎更勝一籌;與《月球殖民地小說》強調日本已成為西方學習的對象不同,《新法螺先生譚》則認為中國將領導世界科學潮流,只有中國超人能夠拯救中國與世界。

              綜上所述,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翻譯呈現的是一種“剛健”的格調,原創兒童詩、兒童歌曲大多抒發的是愛國心、報國志、男兒當自強,兒童小說類翻譯品種最多的是科學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游記小說、教育小說,原創作品以科幻最有影響。無論是原創還是翻譯,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整體趨向誠如梁啟超在《國民新靈魂》中所竭力倡導的那樣,是“山;辍保ㄌ煜乱曇、探險精神)、“軍人魂”(勇武精神)、“游俠魂”(重然諾、輕生死)、“魔鬼魂”(秘密運動),所有這些都指向民族下一代的陽剛精神的塑造,剛健有為,男兒血性。正如梁啟超的《愛國歌》詩中所高吟和希望的那樣:“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

              三 “學堂樂歌”與新式兒童文藝教學

              19世紀末,在變法維新思潮影響下,創辦新式學堂,引進西方教育體制,開展現代教育的潮流開始興起。1904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1905年,廢除科舉。新式學堂紛紛建立,學校教育開始引入了音樂、體育、美術等課程,音樂作為美育在當時占有重要地位。學校開設的音樂課時稱“樂歌”科,“學堂樂歌”就是各地新式學校中音樂課廣為傳唱的原創歌曲。這些歌曲多以簡譜記譜,運用外國的曲子,填上中國的歌詞(選曲填詞)。學堂樂歌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貢獻了一批早期的優秀聲樂作品,開“新音樂”創作之先河;同時使“集體歌唱”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為后來的群眾歌詠運動打下了基礎。如果從兒童文學發展的維度考察,“學堂樂歌”不但有力地促進了兒童詩創作,而且推動了中國的兒童文學藝術教育。學堂樂歌的倡導、推廣者以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等啟蒙音樂教育家為代表。

              1.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

              20世紀初葉,我國學校的“學堂樂歌”音樂教育尚在初創、探索時期,其時習用的一些兒童歌曲大都“詞意深曲,不宜小學”,“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課本”。作為中國現代兒童音樂教育先驅者的曾志忞,積極提倡“學堂樂歌”,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他在1904年出版的《教育唱歌集》的序言中,根據自己的教學與創作實踐,提出“學校唱歌”應“以他國小學唱歌為標本”,大膽吸收歐美、日本的成功經驗,即“以最淺之文字,存以深意,發為文章”。主張兒童歌詞的創作要“俗”“直”“自然”“流利”,摒棄“文”“曲”“填砌”“高古”,使“童稚習之,淺而有味”!稗o欲嚴而義欲正,氣欲莊而神欲流,語欲短而心欲長,品欲高而行欲潔!痹緩胨懻摰碾m是兒童歌詞的創作問題,但在客觀上卻對兒童詩-兒童文學更具建設意義。像這樣充滿開放意識與為年幼者著想的藝術觀,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曾志忞的兒童歌曲十分重視少年兒童在不同年齡階段的藝術興趣與接受欣賞能力,《教育唱歌集》收入的26首兒童歌曲,按年齡順序編排,其中幼稚園用8首,初等小學用7首,高等小學用6首,中學用5首。曾志忞的兒童歌曲不但自己譜曲,許多歌詞也是他自己寫的,活潑清新,意境優美,充滿童趣陽光,完全可以作為兒童詩欣賞,如寫于1903年的《游春》:

              “何時好春風,一到世界便繁華,
              楊柳嫩綠草青青,紅杏碧桃花。
              少年好,齊齊整整格外有精神,
              精神活潑潑,人人不負好光陰。
              學堂里歌聲琴聲一片錦繡場,
              草地四園一樣平,體操個個強。
              放春假,大隊旅行,排得都齊整。
              山青水綠景致新,地理更分明。

              這首歌曲唱出了沐浴在春光里的小學生唱歌、體操、春游的歡樂心情,學堂里歌聲琴聲,大自然山青水綠,一派蓬勃生機。這樣的學校生活畫卷是以前的蒙館書院無法想象的,反映出時代的發展與進步。

              2.李叔同等的學堂樂歌

              與曾志忞一樣,為“學堂樂歌”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有李叔同、沈心工等音樂家。 

              1905年上海中新書局出版李叔同的《國學唱歌集》,共收錄21首歌曲。李叔同注重將民族傳統文化遺產作為學堂樂歌的題材,其中前15首分別采用《詩經》《楚辭》等為歌詞,李叔同配曲,另6首稱“雜歌十章”。其中的《祖國歌》以中國民間曲調填詞,特別能激發學生的民族感情與鄉愁!蹲鎳琛酚脙和囊暯桥c口吻,敘述放學路上,同學們回顧學習生活,互相勉勵鼓勁,力求上進,語言平易親切,加之使用民間曲調,使人一唱難忘:

              “光陰似流水,不一會兒,落日向西垂。
              落日向西垂,同學們,課畢放學歸。
              我們仔細想一想,今日功課明白沒?
              先生講的話,可曾有違背?
              父母望兒歸,我們一路莫徘徊。
              回家問候長輩,溫課勿荒廢。
              將來治國平天下,全靠吾輩。
              大家努力呀!同學們,明天再會。

              李叔同的學堂樂歌作品廣為學生和知識分子喜愛,如《送別》《憶兒時》《夢》《西湖》等,特別是《送別》,后來還被電影《早春二月》《城南舊事》選作插曲與主題歌,傳唱至今。

              沈心工(1870—1947),上海人,音樂教育家。1901年起任教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翌年游學日本,歸國后仍回原校任教,長期從事音樂教樂教學與創作。沈心工采用外國歌曲曲調編配新詞,用作中小學和幼兒的唱歌教材,出版有《學校唱歌集》《重編學校唱歌集》《民國唱歌集》《心工唱歌集》等。

              沈心工是“學堂樂歌”的開山者之一,1902年就在日本東京舉辦“音樂講習會”,傳播新音樂。1915年,黃炎培在為沈心工《重編學校唱歌一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吾國十余年前學校唱歌者尚少,沈君心工雅意提倡,自制詞同任教授,一時從而和之如響斯應。論篳藍開山之功,沈君足于其間占一席焉!鄙蛐墓撟鞯膬和枨⒅貎和邮軝C能與兒童化,黃炎培稱“其所制小學校用歌詞尤注意兒童心理,其所取材與其文字程度,能通俗而不俚,其味雋而其言淺”。尤為難得的是,沈心工特別重視易被忽視的幼兒,創作《體操—兵操》《賽船》《花圃》《祝幼稚生》《小學生》等一系列幼兒歌曲,傳唱一時!扼w操—兵操》是一首著名的學堂樂歌,也是一首經典的兒童詩:

              “男兒第一志氣高,年紀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來做兵隊操。
              兵官拿著指揮刀,小兵放槍炮。
              龍旗一面飄飄,銅鼓冬冬冬冬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體好。
              將來打仗立功勞,男兒志氣高。

              20世紀初葉各書局紛紛出版“學堂樂歌”,一時形成出版熱,僅1906年出版的就有:《國學唱歌集》(李叔同編,文明書局),《學校唱歌集》(無錫城南公學堂編,文明書局),《唱歌游戲》(王季樑、胡君復編譯,商務印書館),《怡情唱歌集》(常州王文君著,育文學社發行),《學校唱歌集》一至四集(沈慶鴻編,文明書局)等。

              1906年商務印書館還專為女學生出版《女子唱歌集》,第一集由葉中冷、胡君復著。1907年又出版第二集,胡君復編,莊俞?。1920年8月出第十一版,足見此歌集影響之大!杜映杓沸蛟疲骸笆蔷帪樽V二十七章,為歌五十二首。本女子教育上心理上之關系,選譜以美妙雋快為主,歌辭以風發韻流不失溫厚為主,用原題制歌者十之八,另選題者十之二。顧必與原題性質相近、措辭協律,再三操演,然后下筆。凡譜調之高古淡遠、不易動聽者不錄……。方今女學踵起,是編頗足供小學第四年級及師范學校、中學校初年級之用!

              20世紀初葉以“學堂樂歌”為中心的音樂教育的提倡與推廣,不僅關系到年幼一代的藝術教育、美學教育,而且直接影響到兒童文學。提供給兒童唱歌用的“學堂樂歌”歌詞,本來就是清新雅馴的兒童詩,樂歌歌詞的創作方法與兒童詩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而有的兒童詩經過作曲家譜曲則直接變成了受孩子們歡迎的學堂歌曲。從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發展維度考察,相較以往的兒童詩,“學堂樂歌”注重兒童心理與兒童情趣,歌詞的語言通俗曉暢,因而更易于走進兒童世界,這是中國兒童詩創作的一次重要文體自覺與藝術創新,有力地促進了兒童文學的普及推廣與教學應用。

              四 商務印書館與兒童報刊、童書

              中國近代最早的兒童刊物是1875年在上海創刊的《小孩月報》,但不是中國人所創辦,而是由外國傳教士在操作,自然是以傳播教義為特色,也有西方兒童文學教育方面的內容。隨著中國近代出版業、印刷業的發展,特別是廢科舉、興辦新式學校以后,由于新教材、新讀物的急需,專供學校教學應用的教科書以及專供孩子們閱讀欣賞的兒童報刊、童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態勢,引領時代潮流的上海很快成為中國近現代出版中心,其中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品種最多,影響也最大。

              1.中國人自己最早創辦的兒童報刊

              中國人自己最早創辦的第一份兒童刊物是1897年在上海創刊的《蒙學報》,由維新派人士葉瀚、汪康年等發起成立的蒙學公會創辦,梁啟超參與策劃!睹蓪W報》為綜合性周刊,文史數理無所不包,旨在補“舊時啟蒙教法之未善”。十分難得的是,該刊按兒童的年齡段,每期分為上下兩編,以后又分為上、中、下三編,分別供五至八歲、九至十三歲、十三歲以上的幼兒、兒童、少年閱讀,還發表了不少中外兒童文學作品。該刊出至第72期后?。

              1902年6月23日,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份兒童畫刊——《啟蒙畫報》在北京創刊,社址設在前門外五道廟路!秵⒚僧媹蟆酚汕迥┲霭婕遗硪碇伲1864—1921)主編,并兼文字撰述。彭翼仲,江蘇蘇州人,一生辦過三份報刊:《啟蒙畫報》《京話日報》《中華報》,其中《京話日報》是當時北京影響最大的報紙。

              《啟蒙畫報》以服務兒童為宗旨,圖文并茂,使用白話文。第一期所刊《啟蒙畫報緣起》,將畫報明確定為“于蒙學為起點”,編輯策略有三:一是“孩提腦力,當以圖說為入學階梯,而理顯詞明,庶能收博物多聞之益”;二是“本報淺說,均用官話,久閱此報,或期風氣轉移”;三是“參考中西教程,約分倫理、地輿、掌故、格致、算術、動植諸學,凡此諸門,胥關蒙養,茲擇淺明易曉者,各因其類,分繪為圖”。該刊約于1904年底終刊。

              1903年4月6日,這是中國兒童報刊史上一個需要銘記的日子,這一天,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份兒童報紙——《童子世界》在上海創刊。該報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主持的愛國學社主辦,童子世界社編輯、發行,錢瑞香、何梅士等主編。錢瑞香在《童子世界》創刊號上發表的《論童子世界》一文,強調兒童對于國家未來的重要價值以及抓好兒童教育的緊迫性:“中國之人,莫不曰國將亡矣。國將亡矣,不聞有一人能興之也,吾謂此責任盡在吾童子……然興中國者,非十余歲之童子所能為也,必先求學問,學問既成,然后為之,何憂乎。然則二十世紀中國之存亡,實系于吾童子之手矣!北局擞^念,《童子世界》宣示以“嘔吾心血養成童子之自愛、愛國之精神”為宗旨,所開設有《論說》《時局》《史地》《理化》《博物》《小說》《詩歌》《譯叢》《笑話》《游戲》《新聞》《專件》等欄目,用以培養兒童心系天下而又知識博雅。稿件均以淺顯的文言文或通俗的白話文寫成,適合少年兒童閱讀。

              難得的是,《童子世界》還是一份日報。該報第8期《論〈童子世界〉之緣起并辦法》一文介紹了辦日報的緣由:“我想中國之病,在乎閉塞;對病發藥,在乎交通;交通之道,在乎報章。于是同人集議倡辦斯報,欲以世界之重擔,共肩一分,即定名為《童子世界》。贊成諸君提議辦法,有謂旬報者,有倡禮報者,有倡日報者,有以日報為期之接往,不得稍松,為難事者。同人爰亦倡一說曰:‘此報定名曰:《童子世界》,宜順童子之性情。字多而期遠,一則盼切甚苦,一則長篇取厭,不如日報之按日而文短,有鼓舞而無厭倦之為得也!澇芍T君曰:‘爾曹以童子知童子,較我輩更意切,決如此可矣!边@種從兒童出發、為兒童著想的辦報理念實在可貴。

              遺憾的是,1903年6月,因“《蘇報》案”發生,愛國學社被封,《童子世界》被迫于6月16日?!锻邮澜纭冯m只出刊33期,但它的篳藍開山之功與為兒童辦報的成功實踐,則是不可磨滅的。

              2.立于變革潮頭的商務印書館《最新國文教科書》

              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現代出版業的重鎮,同時也是中國近現代兒童書刊與兒童文學的出版中心。商務印書館首先從學生教科書做起,繼而又投入大力氣推出與學校教學密切結合的兒童書刊,在中國最早創辦《童話》叢刊系列出版物(1908)、幼兒刊物《兒童教育畫》(1909)、少年刊物《少年雜志》(1911)、純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1922),影響了幾乎半個世紀的中國童書與兒童文學。

              我國有別于古代蒙學讀本的具有教育新質的語文教科書的編印,最早是1901年由上海澄衷蒙學堂首任校長劉樹屏編寫的《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是書4卷8冊,有文有圖有解說,共選3000余字。這既是一部小型語文類教科書,也是一部學生字典,因圖文并茂,形式新穎,一經流通便受到各地學堂的歡迎,被譽為“百年語文第一書”。1901年,上海南洋公學出版的由該校師范生朱樹人編的《新訂蒙學課本》三編,采用“由聯字而綴句而成文”的方式,較單純解字的《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又進了一步,出版后也廣受歡迎。但這兩種教科書畢竟還是篳藍創辟之作,真正具有現代教育品質的教科書要等到1904年經張元濟之手才出現。

              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的1903年,正是清廷發布新學堂章程的第二年,其時各新式學堂紛紛創辦,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師資和新教材的極度匱乏。張元濟“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又有通藝學堂和南洋公學的辦學經驗,果斷抓住出版機會,推進教科書的編撰。

              1904年3月,商務印書館《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出版,這是直接影響與惠及千百萬少年兒童的中國第一本現代意識的小學教科書。此冊署“江蘇武進蔣維喬、陽湖莊俞編纂”,日本文部省圖書審查官兼視學官小谷重、高等師范學校教授長尾稹太郎、福建高鳳謙、浙江張元濟校訂。該書《緣起》云:“自初等小學堂至高等小學堂,計九年,為書十八冊(以供七八歲至十五六歲之用)。凡關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飲食、衣服、言語、動作、衛生、體操等)、居家(如孝親、敬長、慈幼及灑掃、應對等)、處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愛國等),以至事物淺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動物、植物、礦物、生理、化學及歷史、政法、武備等)與治生之所不可缺者(如農業、工業、商業及書信、賬簿、契約、錢幣等)皆萃于此書。其有為吾國之特色(如開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賢之嘉言懿行等),則極力表彰之;吾國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纏足、鴉片等),則極力矯正之,以期社會之進步改良。由淺及深,由近及遠,由已知及未知,按兒童腦力體力之發達,循序漸進,務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識,然后進求古圣賢之要道、世界萬國之學術藝能,庶幾拾級而登,無或隕越!

              張元濟主持編寫這冊“最新”教科書,以其完善的內容和形式,廣受學校歡迎,五六天內就銷出4000冊。1905年1月第二至第五冊出版,至1906年全套十冊出齊。與之相配套的《教授法》也相繼問世。商務版教科書一出,“其他書局之兒童讀本,即漸漸不復流行”[4],這套以全民教育為目標,按照教育原理編寫而成的教科書,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這套行銷全國、一印再印的教科書,奠定了商務印書館在出版業中的優勢地位。商務版教科書取得成功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兒童觀的轉變,處處體現出對兒童的尊重、理解和“照顧”。這從《最新國文教科書》的編輯方針中就可以看出:

              “·本編選用四百五十九字,凡生僻之字,及兒童不常見聞者,概不采入。
              ·本編雖純用文言,而語意必極淺明,且皆兒童之所習知者。
              ·本編所述花草景物,預算就學時期,順序排列,使兒童易于隨時實驗。
              ·本編德育之事,注重家庭倫理,使兒童易于實行。
              ·本編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物,不涉機巧變詐。以啟兒童之天性。
              ·本編多涉學堂事,使兒童知讀書之要。
              ·本編多涉游戲事,使兒童易有興會。
              ·兒童最喜圖畫,本編插圖至九十七幅,并附彩圖三幅,使教授時易于講解,且多趣味。
              ·本編用初號大字印刷,俾兒童不費目力。
              ·潔白有光之紙,易傷兒童目力,本編用紙只求結實耐用,不事外觀之美。

              以上十條編輯方針,顯然是立足于兒童角度,又本著教育要求,全面地考慮到了教科書的受教、使用對象——少年兒童的心理、興趣、能力、喜好,從課文的內容(德、智、讀書、游戲)到形式(多插圖、文字淺明),從教育目標要求(第一冊459字)到教科書的字號、用紙,都作了科學、實用的安排。課文的內容盡量從兒童的社會化特征出發,以家庭與學校為主,由近及遠,以小見大,尤其是強調“以啟兒童之天性”,“不涉機巧變詐”。兒童最愛圖畫,插圖與彩圖多達一百幅。在這樣的教育理念與兒童為本的方針指導下,兒童文學自然而然會被請進教科書中。

              商務版《最新國文教科書》采用兒童文學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將兒童文學作品作為課文資源,如將林紓翻譯的《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等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直接選入教科書。二是由編輯人員自撰課文,盡量采用兒童文學的形式與藝術手法。如第二冊第九課的《采菱歌》:“青菱小,紅菱老,不問紅與青,只覺菱兒好。好哥哥,去采菱,菱塘淺,坐小盆。哥哥采盈盈,弟弟妹妹共歡欣!鄙虅瞻娴倪@套《最新國文教科書》暢銷近十年,重印十多次,此后“各書局所編之教科書,及學部國定之教科書,大率皆模仿此書之體裁”[5]。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通過商務版教科書的影響與示范作用,一種新的尊重、理解兒童的兒童觀與新的兒童讀本形式開始走進了中國的中小學教育,這是順應了時代的變革。

              3.孫毓修與商務版《童話》叢書、《少年雜志》

              在張元濟貫通古今、中西并重的出版理念擘畫下,商務印書館開一代之風氣。特別是由商務印書館孫毓修主編的《童話》叢書、《少年雜志》、“少年叢書”,成為促進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發展的引擎。

              孫毓修(1871—1922),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兒童讀物編輯專家。江蘇無錫人,清末秀才。早年在江蘇南菁書院執教,得到繆荃孫指教,目錄學根底頗深。1907年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從1909年起,孫毓修在國文部負責兒童讀物的編輯,先后主編《童話》叢書、《少年雜志》、“少年叢書”。在他的編輯團隊中,有以后成為現代文學巨匠的沈雁冰(茅盾)、鄭振鐸等。

              1908年12月,《童話》叢書創刊。1909年1月16日,《東方雜志》第5卷第12號刊登孫毓修的《童話序》,2月又在《教育雜志》第2期刊登。20世紀初葉至五四前后的童話含義較廣,大凡富于幻想色彩的供小讀者閱讀鑒賞的敘事作品,包括小說、故事、童話、科幻、寓言等,均屬“童話”范疇,當時的“童話”幾乎就是“兒童文學”的同義詞,兩者沒有嚴格的界說。因而孫毓修編輯的《童話》叢書,實際上就是兒童文學,《童話序》體現了20世紀初葉知識界對兒童文學的認知與文體觀,是知識界對于兒童文學一般主張的代表性文字。

              孫毓修在《童話序》中首先分析了兒童的閱讀心理,認為教科書內容的“莊語”與文字的“文言”也即“典與雅,非兒童之所喜也”,而小說等文學作品的內容“皆本于人情,中于世故,又往往故作奇詭,以聳聽聞。其辭也,淺而不文,率而不迂”,因而兒童最喜閱讀。他認同外國學人的觀點:“兒童之愛聽故事,自天性而然。誠知言哉!歐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過高、卷帙過繁之說部書,不盡合兒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兒童小說以迎之!睂O毓修充分肯定了兒童最愛聽故事、故事對于滿足兒童閱讀心理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了“兒童小說”這一文體概念。將講好故事作為《童話》叢書的辦刊方針。據此,孫毓修又提出了兼取中外好故事,以寓言、述事、科學三類作品為主,圖文并茂、文字由淺而深等方面的具體做法:

              “吾國之舊小說,既不足為學問之助,乃刺取舊事,與歐美諸國之所流行者,成童話若干集,集分若干編。意欲假此以為群學之先導,后生之良友,不僅小道可觀而已。書中所述,以寓言、述事、科學三類為多。假物托事,言近旨遠,其事則婦孺知之,其理則圣人有所不能盡,此寓言之用也。里巷瑣事,而或史冊陳言,傳信傳疑,事皆可觀,聞者足戒,此述事之用也。鳥獸草木之奇,風雨水火之用,亦假伊索之體,以為稗官之料,此科學之用也。神話幽怪之談,易啟人疑,今皆不錄。文字之淺深,卷帙之多寡,隨集而異。蓋隨兒童之進步,以為吾書之進步焉。并加圖畫,以益其趣。

              為了滿足兒童的閱讀心理,每期《童話》的內容編好以后,就交由編輯高夢旦帶回家去,“召諸兒而語之,諸兒聽之皆樂,則復使之自讀之”。如果作品的內容兒童聽了不喜歡,或文字晦澀難懂,就再作修改。

              從中國兒童文學學術史的維度考察,《童話序》在三個方面提出了超越前人的觀念:一是兒童讀物應從兒童心理出發,“推本其心理之所宜”;二是講好故事是兒童文學的重中之重;三是選文應中外兼取。如果能做到這些,那么兒童讀物的“感人之速,行世之遠,反倍于教科書”!锻挕穮矔霓k刊實踐正是努力按照孫毓修的序言進行的。

              1908年1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孫毓修編寫的《童話》叢書第1集第1編《無貓國》,這是中國出版史上第一本標為“童話”的讀本!锻挕穮矔群蟪霭媪巳,均為32開本,鉛印平裝,圖文并茂。第一集每冊(當時稱編)約24頁,5000字左右,定價5分;第二集、第三集每冊42至46頁,1萬字左右,定價1角!锻挕穮矔群蟪霭102種,孫毓修編寫了77冊;1918年6月起由沈雁冰(茅盾)續編了《大槐國》《千尺絹》《負骨報恩》《獅騾訪豬》《平和會議》《尋快樂》《驢大哥》《蛙公主》《兔娶婦》《怪花園》《書呆子》《一段麻》《樹中餓》《牧羊郎官》《海斯交運》《金龜》16冊,這也是沈雁冰最早的文學創作活動;第三集4種由鄭振鐸于1921年后續編。

              《童話》叢書因文質俱佳大受小讀者歡迎,風行一時。受此鼓舞,1911年2月,商務印書館又創辦了《少年雜志》月刊,與《童話》叢書互為配套,又有書又有刊,進一步豐富了兒童的閱讀需求。1911至1913年,《少年雜志》的前三卷由孫毓修主編。孫毓修在創刊號的《緣起》中宣示:“本館舊編《童話》,以稗官之談,寓牖世之意,頗承閱者許可,風行一時。今本斯旨,更為雜志,月刊一冊,顏曰《少年》。內容大加擴充,如修身、文學、歷史、地理、算學、格致、衛生、動物、植物、礦物、實業、手工、習字、圖畫、體操、音樂、歌謠、游戲,中國時事、外國時事,凡二十余類,皆擇其切近易知饒有興趣者,隨時編次,互見各冊。兼采古今中外之新奇故事,諷世寓言,以供談助。插畫豐富,行文淺顯,凡入學三、四年之生徒,以及粗解文義之人,皆能領會。庶可為教育之補助,而使社會中人,皆曉然知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之急急焉!薄渡倌觌s志》孫毓修主編將讀者對象定位為小學中高年級以及社會上有一定文化知識的讀者,承續了《童話》叢書的成功經驗,欄目豐富,并與社會現實緊密聯系,有中國時事、外國時事,以后又開辟了“新聞話”“少年談話會”等專欄,重視愛國主義思想的傳播。同時該刊還注重科學普及,創刊號上發表的《飛船史》,介紹了中國最早的航空設計師、飛行家馮如和謝纘泰的事跡!渡倌觌s志》開設的“文學”專欄,刊載了不少中外兒童文學作品,創刊號刊有《捕魚與吹笛》《賣報童子》等文章!渡倌觌s志》第4卷(1914年7—12月)僅出6期,1915年1月第5卷起改由朱天民(赤萌)主編,1924年后由殷佩斯主編,1931年?。

              孫毓修還主編了“少年叢書”,以介紹中外名人的傳略和故事為特色,“記事簡明,議論正大,閱之足以增長見識,堅定志氣”,也深受讀者歡迎!锻挕穮矔、《少年雜志》、“少年叢書”是晚清時期影響最大的兒童讀物,而且又以兒童文學作品為顯著特色。茅盾曾高度評價孫毓修的篳路藍縷之功,稱他是“中國有童話的開山祖師”[6],“中國編輯兒童讀物的第一人”[7]。

              文學反映新的時代,時代呼喚新的文學,一切都是應運而生的。中國兒童文學走過了自具特色、不斷演進的道路,在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生急劇變革的時代潮流中,在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沖擊與“歐風美雨”的影響下,終于在20世紀初葉開始了具有新的兒童觀、新的兒童文學形式與內容的變革,促成了20世紀初葉兒童文學令人鼓舞的進展,并為五四時期現代性兒童文學的發展作了充分的準備與鋪墊。

              王泉根: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釋
              [1]錢瑞香:《論童子世界》,《童子世界》1903年創刊號。
              [2]鄭振鐸:《中國兒童讀物的分析(上篇)》,《文學》1936年7月第7卷第1號。
              [3]《兒童教育》,原載1902年《杭州白話報》第二年上冊“論說卷”;參見王泉根評選《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頁。
              [4]蔣維喬:《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6頁。
              [5]肖東發等主編:《中國出版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82頁。
              [6]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
              [7]茅盾:《關于“兒童文學”》,《文學》第4卷第2號,193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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